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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案一样，其他所有案例也都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了这样两类解释在内。

穗积陈重曾于其《法理学大纲》一书中说明了何以在课程名称上要用法理学代替法哲学。[43]（后晋）刘籧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第1436页。

另参见李萍、童建军：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及其中国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139]诸如明理尊法，以法为教，变法促进，法约而易行，法正民安，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刑无等级，惩恶扬善等，都不是某种先验的或超验的绝对精神、绝对理念，而是来源于法治实践和社会生活，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之中。最近几年，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在全面依法治国、实施良法善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日益显现其滞后、陈旧、乃至僵化的一面，并与年轻一代学者学子的期待形成了较大反差。[58]公私不可不明，法制不可不审。实证法与法律关系的科学。

[51] 总之，经过历史的积淀，传统中国的法理一词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129]公序良俗原则起源于罗马法。说到法律全球化研究，其学科基础仍然有待阐明和巩固。

从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来说，世界通用的地球零度经线(本初子午线)不像纬度那样有自然起讫(赤道和南北两极)，而是人为设定的。主权性质的领土概念，除了依赖于法学和法律技术，还建立在地图学与制图技术、测绘科学与测绘技术的基础上。由此可见，现代地理学的度量衡基准是绝对基准与相对基准的结合，是绝对法权与相对参照物的结合，是自然地理学与法律地理学的结合。1936年顾颉刚和谭其骧发起成立禹贡学会。

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老世界与新世界之分，本是15世纪末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的结果，此后随着老世界的欧洲列强对新世界的控制和侵占，在各方面塑造了新世界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法权观念上的秩序划分，构成了法律地理学的世界观前提。根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一书记载，《时局图》出自同盟会会员谢缵泰之手。

主权的理性表述的面向，要靠法律技术来实现。法律全球化=法律地理学+比较法和国际法。随后，英国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法国强租广州湾。1934年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等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1901年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各国地理教科书》。1926年起，昭和日本对中国加紧渗透和侵略，步步紧逼，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在危机中愈加奋锐，出现一批成果。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牢牢把握世界秩序定义权的关键，始终遥遥领先地掌握着我们日用而不自知的认知世界的工具——地理科学、航海技术、地图技术和测绘技术。近代以来，在形塑现代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世界秩序的定义权

执法工作考核的最大作用是，针对一线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惰性，敦促、激励执法。西方的法治历史相对悠久，政府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法治化程度较高，规则调整模式大体稳定，因此，研究执法问题无需过多关注政治体制，只需重点关注自洽性的法治系统。

在规则调整模式尚不稳定的现实背景下，这些问题并非执法机构所能独立解决，往往需要党政体制的协调、推动和资源投入。在当代，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历史选择和利益代表，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可以把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

（二）执法中的政治伦理嵌入 站在基层执法机构的角度，权责不对等可以归结于体制压力。无论是日常执法，还是专项行动或执法规范化建设，做什么、怎么做，最后都落实为指标及其分值。如果执法导致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就意味着工作没有做好。在条块关系中，条条中的上级或地方党政可以将法治话语和群众工作话语的要求都放置到考评体系中去，从而使基层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经受两种压力。在制度和实践中，基层执法都受到了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相关研究理应对此有所涉及。（四）条条推进机制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对推动执法有着巨大的贡献。

第一，执法所要贯彻的法律规范与社会长期的行为习惯有所抵触，法律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意图和任务，执法过程很容易遭遇社会阻力。它包括三个互相关联、互相支撑的部分：认知—解释部分、价值—信仰部分、实践—行动部分。

一般来说，最被看重的是半年考核和年终考核，它们涉及执法机构及成员的工作绩效和薪酬，年终考核还可能影响执法机构负责人的职务晋升。这类研究关注到了党政体制，但往往只将它作为执法的抽象背景，不会进行深入探析。

各种不同层面的考核有着不同的功用和影响，考核构成了执法系统内部识别工作绩效、评价工作业绩的最重要方式。专项行动指向的一般是基层社会存在的季节性或累积性严重问题，需要集中执法资源及时予以回应和解决。

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目标在于规范基层执法行为，防止执法权行使的恣意，预防执法腐败。四是保守而不会主动回应社会问题，行政人员只对上司负责，不对社会负责，甚至不关心社会问题。当然，有效性替代不了正当性。第一，加剧执法规范化与完成执法任务之间的张力。

由于基层社会事务的繁杂性、多面性，执法任务极为繁重，同一时间很难事事兼顾、全面均衡地布置执法力量，而必须有所侧重，相应的条条因此会根据情况调整执法重点，从而频繁出现执法专项行动。它还可以动员和指导一定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实践。

有些法律规范的实现，主要经由司法系统。执法行为不仅是法治系统的事务，还受到党政体制的塑造，甚至属于党政事务的一部分。

执法为民话语的嵌入，暗含了执政党无限责任的伦理，它不受法治原则和程序原则的约束，这与科层体系运作是有冲突的。执法规范化要求越高，尽管执法错误概率会有所降低，但执法效能也会降低，执法任务的完成难度因此加大。

分配任务往往是硬性的，而是否能够完成，采取何种手段完成，耗费何种资源去完成，分配任务的机构常常不管。考核大多依赖下级执法机构的材料上报，有时也从相关机构收集数据。群众工作意味着无限责任。然而，这种逼迫为何能顺利达成？从行政的一般原理来说，每一个行政层级乃至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这样行政系统才能有效运转，调动公务人员的积极性。

第二，地方党政推动的专项整治往往声势浩大，在地域范围内制造了严格执法的氛围，能够积极回应社会问题。问题在于，一些执法工作需要在利益对立的两部分群众中选边站，如何执法都会得罪一部分群众。

再次，来自引起行政系统关注的紧迫社会需求，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和事务，被赋予较高的指标和分值。其实这与现实并不相符。

特定的话语模式可以通过表意来获取支配能力，它是权力运作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责任书更多反映上级部门和地方党政的意图，有时实施起来困难很大，若强力完成执法任务，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可能导致非正常上访、群体性事件、执法对象自杀事件等。